南京两处同时看到不明发光物

明确规定王道的内涵、作用及其价值。

朱子《周易本义》注曰：雷出地奋，和之至也。本文拟就其价值观念作一粗浅分析，希望得到读者诸君的批评指正。

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其三，要穷神知化，穷理尽性。以此种悦民之道使民奔赴危难，民众就会舍生忘死。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王弼注曰：泽无水则水在泽下，水在泽下，困之象也。根据朱伯崑先生的研究，这种解释包括两套语言：一是讲筮法，即解乾卦之象和卦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之学形成，是离不开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和探寻，这也是先秦儒家及其诸子之学不同于古希腊思想家的重要原因。

可见，《汉书•艺文志》也并没有将诸子学的起源完全归结为王官之学，诸子学的起源确实还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的现实社会问题相关。这一个视角特别能够说明儒家的起源。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对诸子学来源西周王官之学提出怀疑。经作者授权，凤凰国学特辑录刊出，以飨同道。

其实，当我们考察诸子起源问题时，会发现近代以来学界将诸子起源简单归结为诸子出于王官之学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并不合适的。西周时期官师合一，不同职官拥有不同的专业知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不同职官之学下移到民间就形成了不同学术主张的诸子之学。

强调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诸子之学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忧患的关切和政治功利的追求。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儒学，可以找到儒学能够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说法是有一些依据的。将儒家的六艺之学与诸子之学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儒学。

班固《汉书•艺文志》在谈到各家著述后，提出这些学派可能源于周朝官守。也就是说，王官之学只是为诸子学提供了学术文化资源，但是诸子学所欲解决的问题还是来自现实的社会政治。因此，探讨儒学经、传、子三种学术形态的内在联系，能够使我们理解儒学为什么既保留了深厚的文化传统意识,又具有思想创新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亦可以说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

自汉代以来，学术界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术观点：诸子百家之学出于西周王官之学。儒学既是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因为儒学推崇的六艺之学，其实就是源于三代时期的王官之学。

但是另一方面，从诸子之学所欲解决的问题意识、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焦点来考察诸子之学，可以发现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均是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动荡、社会失范、诸侯争霸的现实关怀有关，诸子之学提出的思想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儒学又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是因为儒学本来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家那些最为杰出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其实就是儒家子学。

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不同学派的知识基础和文化渊源，离不开王官之学的学术文化母体。另一方面，儒学又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非常务实的政治功利追求，他们希望通过切近的血缘观念、家族伦理来建立维护社会关系、国家秩序、天下安泰的价值体系、文化理想。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那个时期文化知识的主体是由皇室贵族垄断的王官之学。但儒家也是六经以外立说者，故而又是先秦诸子之学的开拓者，并成为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家。诸子既群起，乃交相为影响，虽明相攻击，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击者之薰化。他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政治、社会问题，已经脱离贵族统治集团士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就形成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的不同学派

由性与理组合而成的性理之学，充分体现和完整表达了理学的哲学体系和思想特色。但是，由于这种道德义理与身心实践的结合过程，完全是建立在个体存在的主体精神与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的，故而他们普遍追求心与理一的人生境界。

我个人认为，从中国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宋学理学心学三个名称最为重要。在中国思想史上，理学家也往往将自己的学术形态标榜为身心之学或者心学。

所以，南宋末年宋学学者黄震说：本朝之治，远追唐虞，以理学为之根柢也。首先，宋学与理学的使用有区别。

我为什么将这本文集命名为《宋学·理学·心学》，有必要做一些交待。黄震以程颐为宋代义理之学的宗师，是带有本门派的看法，但是将理学等同于义理之学却反映了宋代学人的普遍看法。宋明儒家将自己的学说称之为身心之学，往往是为了强调儒学中的道德义理不能付之于空洞的说教和抽象的道理，而是应该将这些道德义理与自己的身心实践结合起来。宋学概念首先是指一种以阐发经典中义理为学术特征的儒家经学形态，但是，宋学学者不仅推动了经学思想、经学形态的变革，同时其义理的思维方式、价值概念还渗透到他们的史学、子学、文学的学术文化领域中去，从而形成一种异于两汉、魏晋、隋唐士大夫群体的学术风尚、知识旨趣、人格追求。

而且，宋学理学心学是三个既有内在联系、又有特殊涵义的概念。但是，宋学、理学、心学均属于宋明儒学的一个历史阶段，是和先秦儒学、汉唐儒学相区别的另一种学术形态，故而其相通性恰恰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张载《经学理窟》专设义理章，并标榜义理之学，他说：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在当代的中国学术史叙述中，宋学是指宋代以来以义理解经的经学学术形态。

贵阳孔学堂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制定了《孔学堂文库》编纂与出版的规划，我的文集有幸列入。宋明儒学喜欢称自己的学术形态、学术范式为义理之学性理之学，并将义理之学性理之学简化为理学，明清和近代之后的学术史进一步将理学的名称定型。

但是，当代学界对宋明儒学的研究过程中，又发现了宋学理学心学三个概念的重要差别，故而又形成了宋学理学心学三个概念的不同学术涵义。在中国学术史的编纂、叙述中，宋明儒学常常被称为宋学，以和汉唐时期的儒学即汉学区分。我之所以将这本书命名为《宋学·理学·心学》，恰恰是因为我心目中的宋学理学心学代表了宋明儒学的主要内容。2015年8月18日于岳麓书院文昌阁 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宋明儒学 。

义理之学独盛本朝，以程先生为之宗师也。事实上，当代学者所说的宋学，其思想特征及学术范式是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其外延是比较宽泛的。

我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宋明儒学，故而从多年的著述中选出二十多篇文章，以《宋学·理学·心学》（孔学堂书局即将出版）之名充数其中。其次，理学与心学有区别。

所以，宋学与理学又密切相关。毫无疑问，儒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核心与主干。